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其中不得不提到的一项，就是能够在手机上下载地图app，从而快速定位到我们当前所处的位置，然后进行导航。
今年，我国更是建成了北斗三号系统，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
我们享受着卫星导航系统带来的巨大方便，但你可曾想过，没有卫星以前，古人画的地图又是怎样的呢？
你知道吗？现存世界上最早、最具代表性的世界地图共十幅，其中包含了四幅中国地图（包括以中国地图为底图的朝鲜地图）。
这四幅中国地图的成图时间在12—15世纪之间，都于绘制者所在国家之外，包含了当时所认知和理解的“世界”。
对于这四幅古老又神秘的中国地图，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李军先生在专著《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中，用艺术史研究方法，追踪了它们的图形形式在制作层面上所呈现的辗转流变的跨文化过程。
1
神圣星空之下的矩形大地：《华夷图》与《禹迹图》
《华夷图》可谓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原图镌刻于一块石碑之上，现保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图长79厘米，宽约90厘米。
《华夷图》，1136
图碑题记上有“阜昌七年十月朔岐学上石”字样，“阜昌”是“伪齐”（金人在北方扶植的伪政权，立刘豫为“子皇帝”）唯一使用过的年号，时值南宋高宗绍兴六年和金天会十四年，即1136年。
地图呈现出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中国图形样貌局部：黄河与长江横贯地图主体，长城蜿蜒于北部，南部下方有巨大的海南岛（署名“琼”）。中国（“华”）部分详细标出了数百个地名；在中国四周，则是由另外数百个地（国）名所标识的世界（“夷”）。
在图形表现上，“华”“夷”两部分有明显的差异：“华”被详细勾勒出了轮廓线；“夷”的部分，除了朝鲜之外，所有国家均没有呈现出外形，仅以文字（国名）标识。
因此，“华”与“夷”（中国与外国）的具体关系，在这里以图形的语言，被表现为一种“有形”与“无形”的差别。
《华夷图》的外国部分的绘制参照了唐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仅从图形上看，《华夷图》的中国部分与早其数十年的宋《历代地理指掌图》（刻本）中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存在着不容置疑的联系。
《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约 1100
例如，二图的海岸线虽然有所不同（前者底部外凸，后者底部内陷），但长城和长江所在的位置基本相同；尤其是，二图中的山东半岛、海南岛和左下部的云南、越南的海岸线和河流的标识走向，几乎完全可以重合。
这说明前者与后者，或者二者与一个未知的共同图源（《海内华夷图》？）存在承继关系。
乍一看，镌刻于同一块石碑上（在其背面）的《禹迹图》与《华夷图》很不同。
《禹迹图》，1136
曾被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人誉为“在欧洲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地图可以与之相比”的《禹迹图》，并没有强调大禹划定的“九州”的具体疆域，而是详细描绘了后者那纵横交错的水系。
它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在于细密的方格之中，画出了远较《华夷图》精确的海岸线。这是因为该图采取了以“每方折以百里”的比例尺而“计里画方”的结果；这种12世纪的科学绘图方法，“大大超过西方制图学”。
这一点还可见于它较之《华夷图》细致地画出了山东半岛外凸的轮廓，以及杭州湾内陷的海湾。这两个部分的图形令人想起约早其二十年绘制的北宋《九域守令图》中相同部位的图形，意味着它们应该属于同一种地图制作传统（尽管后者并不画方）。
尽管如此，《禹迹图》仍与《华夷图》一起，镶嵌在同时代共享的一种意义系统之中。
《九域守令图》，1121
首先，在《禹迹图》、《九域守令图》中，中国的图形仍然与《华夷图》相似，呈现出一种近乎方形的矩形形状。
其次，中国与中国之外（“华”与“夷”）仍被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有形与无形关系。最后，《禹迹图》中的“计里画方”方式尽管并不常见（《禹迹图》是现存的第一例），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宇宙观念的体现。
从小处而言，它与古代空间方位“四方”“八位”“九宫”同源；从大处着眼，它就是“天圆地方”中的“地方”和传统中国所在的“九州”。
有意思的是，“计里画方”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转化为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中国尽管重要，却不是世界的全部；外部世界尽管粗略，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可及的。
相对于中国世界的精确与可测量而言，外部世界并非子虚乌有，而只是有待于精确和测量而已。这种构图方式暗示了一种世界观的存在，为后世中国地图与更加宏阔的外部世界的连接与拼合，做了很好的铺垫。
宋咸淳明州《地理图》，1190 年前
那么，为什么在同时代地图中，山东半岛有时会被画成略向下倾斜的圆形？在已经出现了从《禹迹图》经《九域守令图》再到《地理图》这一“越来越接近实际”的山东半岛形状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形状？
《舆地图》，1266
从黄河的形状及其“东流”和“北流”两个入海口、辽东半岛的轮廓与河流走向等细节的高度重合来看，《地理图》和《舆地图》无疑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关系，或者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图源。
因此，从《地理图》到《舆地图》山东半岛图形发生的明显变化（从不规则形到圆形），应该是图形绘制过程中的内部原因所致。
仔细观察可知，《舆地图》的附注文字题识在一个背景框架内，而此框架恰好打破了下面的景物绘制；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山东半岛的绘制中—那个看上去像是圆形的形状，实际上并非半岛的轮廓线，而仅仅是起衬托作用的背景框架而已。
《舆地图》局部
如果顺着《舆地图》局部中山东半岛的山峦起伏而画线，那么我们得到的图像，就将十分接近咸淳明州《地理图》中山东半岛的不规则图形。
这样一来，《大明混一图》局部中那个圆形的山东半岛，无疑是某位未知的图形作者在承继《舆地图》局部的过程中，把背景框架误识释为山东半岛的实际轮廓，再进一步将错就错的结果。
《大明混一图》局部：山东半岛
2
一个牛头形世界：《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大明混一图》为绢质彩绘，纵347厘米，横453厘米，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该图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尺幅最大的彩绘世界地图，绘制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即1389年。
《大明混一图》，1389
迥异于此前中国的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并不满足于只用名字象征性地暗示中国的外部世界的传统举措，而是第一次试图真实地展现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形状。
地图左侧部分表现的恰恰是包括印度、非洲和欧洲在内的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它们与欧亚大陆的这一端—巨大的朝鲜和日本一起，把中央那个近似方形的明代中国围合起来，形成一种左中右三元并置的结构。
《大明混一图》局部：欧洲与非洲
使这一三元结构呈现出更加鲜明之外形的，要数稍晚绘制的另一幅著名的东亚世界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
在该图右侧，朝鲜与日本均被完整地描绘出来—朝鲜地形的巨大、翔实和精确，以及日本地形的相对缩小和左右错置，暴露了图形作者的朝鲜身份。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局部：朝鲜与日本
而在该图左侧，与之平衡的是一个更为清晰的西部世界：印度洋、非洲和地中海世界。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局部：西部世界
其中，印度次大陆消失不见，这使得印度洋更为深邃和开阔，也使阿拉伯半岛和非洲较之《大明混一图》中的面积更大。
相应地，地中海、黑海和里海得到了相对准确的表现；北非、西班牙、法国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尤其是意大利和希腊，除了依然被表现为岛屿之外，其形状较之以往，更容易辨认。
这个包括欧亚非大陆在内的三元结构，从图形上看，已非常接近于一个牛头形世界。
这个牛头形世界是如何形成的？两幅地图标题中共同的“混一”二字提供了寻找答案的线索。两者都是“出自元朝”的“混一图”。
《大元混一图》，约 1270—1330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成图=李泽民《声教广被图》+清浚《混一疆理图》+朝鲜本国地图+日本地图。
后两部分地图的添加，我们已经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局部：朝鲜与日本中披卷可见。清浚的《混一疆理图》之概貌，可见于叶盛《水东日记》所收之《广轮疆理图》，从中可知清浚之图并无涉及域外的内容。
《广轮疆理图》，1360
唯一无缘得见的，只有内容“颇为详备”的李泽民《声教广被图》。
元末明初乌斯道《刻舆地图自序》暗示李泽民的地图涉及极为广阔的世界，其疆域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以致不同区域“混淆”（“混一”的负面表述）在一起，难以区分。
这意味着二图中的异域内容只能来自李泽民。而李泽民所在的元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
以四大汗国为标志的大蒙古国的疆域横亘欧亚大陆，以蒙古骑士、各国战俘、工匠、商人和传教士为代表的各色人等，把壁垒森严的中世纪欧洲、中亚、南亚和东亚连接成一个整体，同时也对拼合更大的世界地图提出了要求。
蒙古帝国(1206—1635)
这样的“混一图”中汉地和中原地区的绘制，应该依据的是原先的汉式舆图；而在中原以西的西域、中亚、西亚，乃至非洲与欧洲的绘制，则无疑参照了当时的伊斯兰舆图（“回回图子”），进而将两者缀合拼接。
《元史·天文志》和《秘书监志》提到同一位扎马鲁丁为元廷建造的七件回回天文仪器，其中有一件叫“苦来亦阿儿子”，还原为波斯文即“kura-i arz”，现代汉译为“地球仪”，《元史·天文志》译作“地理志”。
这件“地球仪”描绘了当时伊斯兰世界所知的全部“地球”疆域，包括大海与陆地的比例关系（“七分为水”“三分为土地”）。其中陆地的情形，可见于纳速剌丁·吐西（Nasir al-Din al-Tusi）于1331年绘制的圆形世界地图：
Nasir al-Tusi World Map 1331
该图把当时已知的陆地—非洲、欧洲和亚洲大陆描绘成一个漂浮在大海上的连绵的整体。应该说，正是这类伊斯兰舆图的相关图形，为李泽民的牛头形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牛耳—他那世界地图的西方部分。
-End-
编辑：林芮 黄泓
观点资料参考：
《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