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日那天清晨，周人的军队面迎岁星而战，克敌制胜，一夜便占有了商国……”，这是3000多年前的一场著名战争——武王伐纣，被记录下来并刻在了青铜器利簋上。
传统上，我们对于利簋铭文的理解是：甲子日早晨，武王征商。克商之后第七天，利在“”这个地方受赐。然而，中国国家博物馆青年学者田率在接受采访时说利簋的故事可不只是“武王伐纣”这么简单，有意思的多着呢——利是谁？究竟在哪里赏赐利？到底是不是武王赏赐？征商战争成王参加了吗？
“一枝独秀”的重器
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西段村村民在打井时，发现一处周代遗址，后来考古队员在这里挖掘出一处深2米、宽70厘米的西周窖藏。从这里往西南不足15公里的直线距离，是秦始皇兵马俑的考古发掘工地。
这个窖藏一共出土了151件青铜器，其中有一件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利簋。
田率给我们讲起：“学界存在有‘一枝独秀’的倾向，什么意思呢？”这位国家博物馆的青年学者显得十分兴奋，“如果发现了窖藏或墓葬，出土的所有器物里，其中有一件器特别重要、价值特别高，人们只关注这件器。其实西段村的这个窖藏中还出土了其他重要器物，比如王�，是王给他的夫人做的一件水器，但是都不如大家对利簋的关注度那么高。利簋就是典型的‘一枝独秀’。”
利簋内底铸有32字铭文，“历史价值太重要了，史书中记载的武王征商的历史，用地下出土的材料证实了，而且时间非常明确——甲子日的早晨，当时的天象也记录了下来”。铭文发现之后，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唐兰、徐中舒、张政�等先生都进行过研究。
“除了这个窖藏，零口西段村一带后来还发现了墓葬、建筑遗址等，所以推测这一带当时应该是一个贵族采邑。”临潼，南依骊山，是西安的东大门，从周秦到汉唐，地理位置一直十分重要。
1988—199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修改“中国通史陈列”，向全国借调了将近一千件文物来补充陈列，利簋来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向每一位来这里的观众讲述那场朝代更迭的大事件：“甲子日那天清晨，周人的军队面迎岁星而战，克敌制胜，一夜便占有了商国……”
利是谁？在哪里接受了周王赏赐？
商周时期，簋是用来盛放粮食的器皿。定名为“利簋”是因为利是这件青铜器的制作者，利是什么人呢？周王在哪里驻扎赏赐他？
1996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利簋记载的天象，结合传世文献、其他出土材料，多学科交叉研究，推断出武王克商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然而近年来新的西周金文历日资料的不断涌现，这一年代已不被大家认同，田率说应该“更早一些”。
“唐兰先生认为利就是周初名臣檀伯达，达可能是字、利是名，名字相应。唐兰先生的推断并不能作为定论，但利作为檀氏家族成员是没问题的，利簋是为了祭祀他的先人檀公而做。”
那么周王赏赐利的地方究竟在哪里？田率解释：“这个字，最早于省吾先生读作‘管’，就是后来管叔的封地，但现在学界已经有异议了。”
“首先这个字应该读为‘阑’，地理位置也不在郑州。阑地距洹水的殷墟及朝歌皆不远，当天就能往返。此处还设有大室等建筑，性质相当于离宫别馆，殷末商纣王经常在阑地祭祀宴飨、赏赐臣工。有学者认为阑可能在今天的鹤壁市山城区一带，在朝歌西北方向。”
传统上，我们对于利簋铭文的理解是：甲子日早晨，武王征商。克商之后第七天，武王在“”这个地方驻跸，赏赐利。
然而，田率说他有一些“新的认识”。
赏赐利的是武王还是成王
“铭文的第一句是‘武王征商’，第一个字是‘武王’的合文，后面又出现了一句‘王在阑师’，这里是一个单独的“王”字。”田率的一句话，醍醐灌顶，半字之差，影响到对于铭文的理解，注意到了这个，利簋的制作时间还是周武王时期吗？赏赐利的是周武王吗？
“我们现在熟悉的西周各王的王号，比如周文王的文、周武王的武、周成王的成等，都是谥号。谥号是周王去世之后根据他一生的作为品行而制的，在位的周王，当时的人不可能称他的谥，都是尊称‘王’。利簋铭文中的‘武王’和‘王’不是同一个人，出现了‘武王’，那就是武王已经去世了；而仅称呼‘王’的是当时在位的王。”
田率又补充说，“西周时期，在同一篇铭文里，内容是追述前朝发生的事件，先王与铭文制作之时在位的王都参与其中，为了加以区别，先王称谥号，时王则称王。这样的铭文除了利簋之外，目前大概还有四五篇。”
“既出现了去世的武王，又有当时在位的成王，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也是我研究的一点新认识。”田率笑眯眯地看了我们一眼，“利簋的铭文是追述性质的，记载的是武王时候的事情，但是制作这个青铜器的时候武王已经去世了，而是成王在位的时候。”
根据田率的介绍，我们对于利簋铭文应该有新的理解了：甲子日早晨，武王征商，武王克商后的第七天，武王的儿子成王诵在阑地驻扎，并赏赐了利。武王去世后、成王时期，利记述这段往事，将这段国家大事和家族荣耀铸记在这件祭祀祖先的簋中。
成王也参加了“武王征商”
“这样理解的话，那么成王也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所以说这又涉及到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成王的年龄问题”，田率思维缜密，一步步带领着我们走向3000多年前，探寻历史真相。
他继续解释：“根据传统文献记载，武王征商建立周朝，几年之后就去世了；成王即位之时，年幼无助，有的记载甚至说成王尚在怀里襁褓，所以由周公辅佐摄政。”
“周公辅成王”画像石
“成王即位之初，政权面临巨大险情，殷商残余力量妄图复辟，管叔意欲篡夺王权。如此危急存亡之秋，周公力挽狂澜，忠心耿耿、捉发吐哺、勤勉匡政。后世文献对周公摄政辅佐成王之事大肆渲染，尤其是儒家经典将周公理想化，树立成圣人形象。”
“应该承认周公是周初非常重要的政治家，但并不像后来描绘的神话一般”，周公形象的变迁，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层累构成说’最典型的样本，时代越晚附加的内容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从侧面凸显周公的丰功伟绩，成王被塑造成了幼童。“
“在金文记录的东征战争中，周公当时只是在王领导下的一个军事长官，几乎看不到周公的圣人形象，下达重要军事命令的是周王，王实际上是平定叛乱的最高统帅。”
“另外有一件传世的晋公盆，它的铭文开篇言道‘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意思是说晋国的始封君唐叔虞就曾辅佐过周武王，作为成王的弟弟在武王在位时就有政治建树，可见成王在当时也绝不是一个懵懂幼童。回到利簋铭文上来，当时的成王已经能随军参战、赏赐臣下，想必是一位年轻的政治家。”
“用现代话说是青年才俊，对吧？”看着这位年轻的学者，我们笑出声来。
“我们还需要一个‘十大考古研究成果奖’”
采访前，我们一直在害怕，如果又听了一遍“武王伐纣”的故事怎么办？没想到却听到了这么多有趣的新观点，顺势向田率问了个问题：“如果要把专业的学术成果转换为大众乐于接受的知识，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这位年轻、幽默的研究员突然有些沉默，缓缓地说：“这是一个导向性问题，十大考古新发现因为媒体的报道宣传，大众关注度很高。但是只有新闻性的报道是不够的，还需要沉下心来做基础研究工作。”
“朱凤翰先生去年在郑州开会的时候有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应该评一个‘十大考古研究成果奖’。出一份考古报告的周期其实特别长，先要进行基础的整理和保护工作，再编报告，非常耗费人力经历，有时候需要二三十年，甚至需要一两代人才能完成。有些东西需要沉淀，就得潜下心来进行研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你就得慢慢弄。”
“你看像利簋这样的重器，从出土至今，经过了四十多年，有些问题还是存在争议，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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